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振臂一呼，喊出了民主党派的共同心声，各个民主党派立即响应，陆续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中国共产党身边。从此开始谱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辉煌篇章。

响应“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各民主党派自觉、慎重、明智、正确的选择。中国农工民主党近80年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

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相比，具有普遍性，更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国内成立时间最早，唯一曾经拥有军队，以反帝反封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农工平民政权为目标，有过武装斗争历史，付出过惨重代价的政党，是最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名称先后经历过数次变更，每一次变更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肩负着明确的历史使命，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农工党的创始人邓演达是国共合作的楷模，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为后来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真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站在革命一边，坚决反对、愤怒声讨蒋、汪集团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莫斯科宣言》）。1930年8月9日，邓演达主持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邓演达被捕入狱。邓演达在狱中拒绝利诱，不怕恐吓，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中共中央称邓演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邓演达爱祖国，爱人民，毕生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崇高气节，经天纬地，气吞山河，是中国农工党永远的旗帜、不朽的丰碑！值得全国人民世代景仰！

邓演达遇害之后，临委会的同志们继承邓演达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积极投入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委会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发动“福建事变”，组建“福建人民政府”，但都失败了。而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难险阻，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经过多次失败和挫折，临委会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斗争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

1935年8月1日，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会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中共用极大力量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当时已经存在的民主党派，影响、推动新的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中共与抗日民主党派的合作，迫使蒋介石勉强维持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抗战最后胜利。

1935年11月10日，临委会在香港召开二干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选举黄琪翔为总书记，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提出了党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确立“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章伯钧、彭泽湘出面同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举行了两党会谈，一致表示要加强合作，共赴困难。从此，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

1935年冬至1936年11月间，解委会两次派中央委员罗任一赴西安会晤张学良、杨虎城，会商联合全国武装抗日，罗任一还在十九路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6月，解委会领导人彭泽湘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毛泽东同他连续四晚作了彻夜长谈。其后，彭泽湘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延安情况，增加了国人对中共的了解。

抗战期间，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和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季方担任新四军军分区司令，大量解委会成员投入抗战队伍，同日寇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在抗战中，牺牲的解委会成员有名字可考的就有100多人。

抗战胜利后，解委会发表了《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一是坚决反对内战，二是渴望和平建国。为响应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决不参加内战”。

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它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工农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会议选举章伯钧为党主席，再次明确提出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农工民主党在中共指导下，通过建立武装，搜集情报，破坏敌军，开展支前活动等形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在江西九江、湖南湘西、四川、浙江、广东、广西等都组织了武装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武装斗争。江苏江阴要塞炮台台长吴钟奇是农工党员，在解放军渡江时率部起义，为大军安全渡江扫平了道路。农工党员刘宗宽在大西南解放前夕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他不但提供重要军事情报，而且调走正面阻挡解放军入川的军队，使刘邓大军顺利解放西南，刘伯承司令员称赞他立下“解放西南第一功”。在解放战争中，许多农工党员为国捐躯，壮烈牺牲。

1948年5月5日，农工民主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章伯钧、彭泽民等农工党中央领导人随后从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在中共领导下，参加新的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1948年9月，农工民主党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会议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

1949年9月21日，第一次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各民主党派在会上签署了《共同纲领》，正式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格局开始形成。

中共中央曾高度评价：农工民主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农工民主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加深的。经历了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过程。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在努力探索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道路上，农工民主党历经艰难曲折，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民主党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才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农工民主党的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最可珍视的宝贵政治经验，是农工民主党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

西方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共产党一党制。理由是中国的民主党派之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之间具有高度趋同性，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组织上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在言论上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自由的思想，执政党高度集权，没有竞争，缺乏监督。这种观点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种观点如不加以澄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分析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史，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的任务缺乏清醒的认识。

周恩来曾经说过：“ 各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八大民主党派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支持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既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大多数民主党派只有表达政治主张，行驶民主权力或参加国家政权的愿望，希望协助一个强大而优秀的政党管理好建设好国家，并没有夺取政权、执掌政权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被各民主党派普遍认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反复比较甄别后的自觉选择。

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所以我们在总结民主党派的历史经验时经常说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民主党派自觉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霸权主义疯狂表演，祖国统一尚需时日，人口大国矛盾凸显，自然灾害频繁不断，小康社会任重道远，人民渴望和平稳定、科学发展。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作为民主党派必须铭记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始终做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同心同德的政治态度不变，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团结奋斗精神不变。

而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各级组织更应该常温历史，弘扬传统，牢记“两个务必”，树立危机意识，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要求，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发表“五一口号”时那种坦诚态度和宽广胸怀，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推向前进，共同努力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不懈奋斗。同时，应积极加强统战理论体系研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使之具有世界普适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向往，从而粉碎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实施“颜色革命”的图谋。

(作者简介：沈其霖，农工党四川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主委、四川省政协委员、绵阳市政协副主席、绵阳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成都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硕导、四川省中医药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名中医)